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里，珍藏着一把藤椅，其上部的藤条网上靠前有一个大窟窿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把破旧的藤椅，陪伴了焦裕禄四百多个日夜。
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时，积劳成疾罹患肝炎。1962年6月，焦裕禄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，肝炎加重一度腹水，后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。当年12月6日，焦裕禄受命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。在兰考，为了早日根除“三害”，焦裕禄总是拖着带病的身体，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：白天，风里雨里查风口、探水情，深入一线调查研究；晚上往往会回到办公室，坐在椅子上“过电影”，总结一天的工作。
繁重的工作，加之营养不良，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直到有一段时间，人们发现，无论是开会，还是作报告，他经常都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，用右膝顶住肝部。有时实在受不了，他就会随手拿起一个硬东西顶在肝部。渐渐地，他桌子上、床边放着的小东西日渐增多，茶缸盖、鸡毛掸子、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病痛缓解以后，焦裕禄便亲自动手，用藤条把藤椅上的窟窿一点点补好。但不久，藤椅又被顶破。工作太忙时，他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来帮着修补藤椅。同志们和家人都劝他注意休息，要他好好疗养一下，他却总是笑着说：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，你压住它，它就不欺侮你了。”
这样一把破藤椅，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换掉？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里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：曾经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，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。甚至连桌子、椅子、茶具，都要换一套新的。焦裕禄知道后，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：“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？”他还说：“灾区面貌没有改变，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，群众生活很困难。富丽堂皇的事，不但不能做，就是连想也很危险。”后来，焦裕禄又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，帮助他认识错误。不久以后，这位领导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收回了那个“建设计划”。就这样，那把椅子躲过了被换掉的命运。
1964年春节过后不久，为鼓舞兰考人民与“三害”作斗争的信心，《河南日报》计划发表一组反映在党的领导下，兰考人民治理内涝风沙盐碱“三害”成果的稿件。刘俊生当时是兰考县新闻干事，其他稿件收齐后，他来到焦裕禄办公室，想看看焦书记的稿子写得怎样了。一进门，他看到焦裕禄正坐在那把藤椅上，伏在办公桌前，左手拿茶杯顶着右侧椅靠和疼痛的肝部，右手执笔在写文章。看见刘俊生进来，焦裕禄放下笔，神情痛苦地说：“俊生呀！看样子，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。我的病越来越重，肝部这一块硬得很，疼得支持不住。”
刘俊生看着焦裕禄清瘦的脸颊，发现他的身体因剧烈的疼痛在颤抖，心里很难过，口中嗫嚅着：“焦书记，那怎么办？”焦裕禄说：“你先把大家写好的稿子送给报社，这篇文章，让张钦礼书记写吧！”
刘俊生望着桌上的稿纸，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：《兰考人民多奇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》。下面列了四个小标题：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，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改变，外地的经验学不进，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，先进的事物看不见。三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精神变物质。
刘俊生多么希望焦裕禄能够写完这篇文章，可看看他因痛楚而明显佝偻的身躯，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1964年5月14日，焦裕禄终因肝癌晚期皮下扩散，经医治无效，走完了他人生短暂的42年。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心里还在惦念兰考除“三害”工作的进展情况。他问前来探望的干部们：张庄的沙丘上“贴膏药”没有，“扎上针”没有？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？秦寨的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？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……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“我活着，没有治好沙丘，死后希望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丘上，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。我死后，不要为我多花钱，省下来支援灾区……”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，他坐过的那把藤椅仍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成为他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最好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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